国有企业由于其经营目标和任务的特殊性,管理人员薪酬契约设置容易产生激励不足或激励扭曲的问题。如何完善高管激励机制一直是国企治理和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以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公开披露的高管薪酬数据为基础,分析央企高管薪酬福利的现实水平、组成结构及变化趋势,讨论优化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提升激励效能的方法途径。从央企高管薪酬的整体走势来看,平均薪酬水平稳中有升,但涨幅有限,薪酬构成也相对稳定。根据央企高管薪酬分配的现状,本文进一步提出,通过契约条款强化薪酬绩效关联性,创新长期激励要素合理配置薪酬组成结构,根据国企功能属性和定位差异化薪酬契约中的业绩目标和考核方式,有助于实现薪酬激励效果和组织绩效的整体提升。本文的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国有企业薪酬激励问题、改善薪酬契约、优化激励效能提供了客观的现实依据和有价值的参考思路。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客观要求商业银行要在内部治理建立一套长效的、激励与风险相容的薪酬机制,因此建立“绩效追索扣回”制度成为必然。然而,近年来商业银行向员工追索扣回绩效薪酬的事件时常引爆舆论,市场颇为疑虑绩效追索扣回是否代表了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激增”。本文通过分析舆情热度,综合对比分析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的一系列财务指标,排除了“绩效追索扣回”的风险激增假说,即该制度并不代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存在增大趋势。相反,银行推出“绩效追索扣回”后,其不良贷款率明显降低,员工的业绩薪酬敏感性升高,股价崩盘风险降低,说明“绩效追索扣回”是银行旨在完善薪酬制度、促进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必然结果。
本文以出门问问为案例,通过对出门问问这一大模型企业和大众汽车合作研发的模式、前提、创新产出和潜在挑战分析,从合作研发的角度探究缺乏用户数据的大模型企业如何实现产品创新和价值创造。研究发现,在合作研究中,出门问问和大众汽车互为“供应商”“客户”。出门问问为大众汽车提供技术服务和信息产品,大众汽车为出门问问提供用户数据。出门问问团队“过硬”的研究能力是达成合作研究的前提。大众和出门问问合作研发产出了知识产权、信息产品和新一代模型。然而,出门问问模型能力提升可能加速大众和出门问问关系转为竞争,导致合作研发终止。研究结论表明,数据和技术所有权分离促使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数据密集型企业合作研发以实现产品创新,但其可持续性受企业间关系是否转为竞争影响。本文为大模型开发企业产品创新和价值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建议。
近几年,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关于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甚少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成功实现的原因与过程。本文以中国移动财务数智化体系建设为研究场景,基于吸收能力理论,研究了在中国情境下大型企业如何提升其吸收能力以促进财务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财务数智化体系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应用,企业需要通过构建吸收能力以确保能够识别、同化、转化与应用新技术和新知识,从而促进财务数字化转型。此外,公司战略驱动能力、IT基础能力、财务系统能力以及基层组织数字化能力会影响组织对数字化相关知识的吸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开始与实现。
本文以2016—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激励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参与精准扶贫的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更高。机制检验发现,精准扶贫通过提升公司业绩以及董事会对高管的主观业绩评价,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较弱,但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会提高其高管政治晋升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高管激励经验,为企业在巩固扶贫成果和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激励人才,提供了现实参考。
企业ESG表现颇受投资者关注,提升企业ESG表现以提高竞争力也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如何促使高管提升企业ESG表现?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业绩型股权激励及其行权条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越难、行权等待期越长越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但行权有效期不影响企业ESG表现。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完善高管股权激励的契约结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