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考核能引导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基于僵尸企业的研究视角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之一就是去僵尸化，建立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正向流动的机制。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现状、原因和对策》（以下简称《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2015年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高达19万家，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其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最高。2016年，国务院国资委启动了“处僵治困”三年工作计划，截至2019年底，实现了2041家子企业的经营扭亏和近700家僵困企业的市场出清；2016—2022年间，进一步加快退出落后产能，率先完成了钢铁等领域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压减粗钢产能 2 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超过 8 亿吨，有效盘活存量资产1。尽管“处僵治困”的成绩可谓斐然，但这并非意味着僵尸企业实现了清零，处置僵尸企业的压力依然很大。从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首先并从根本上解决僵尸企业这个妨碍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的绊脚石（栾甫贵 等，2023；游家兴 等，2024）。因此，研究僵尸企业的处置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僵尸企业是指长期经营困难而濒临破产，但由于获得银行信贷或政府补贴未被市场出清的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对经济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造成资源错配，而且对正常企业的经济活动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谭语嫣 等，2017），甚至会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停滞（Jaskowski,2015）。一般而言，僵尸企业的处置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采取重组、重整、破产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使其“入土为安”；二是通过资产盘活、转型升级、改善经营管理等方式恢复其自生能力，令其“起死回生”（Fukuda et al.,2011）。究竟采用哪种策略，需要辨明僵尸企业的成因并结合成本效益原则综合分析。根据僵尸企业的定义，僵尸企业的形成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因主要来自银行方面的不当救助和政府方面的过度干预，内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丧失了自生能力。“治病必求于本”，但现有研究明显偏重于利用宏观监管政策抑制外因，而忽视了运用考核激励机制消除内因。此外，从成本效益权衡角度分析，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具有相对雄厚的资本与市场竞争力，其去僵尸化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往往更高，因而现实中首选的处置策略是通过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恢复其自生能力。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考核来驱动，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负向反映的僵尸企业治理需要以高质量考核为手段。回顾我国国资委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变迁的历程，发生过两次里程碑式的变化。一是2009年修订颁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正式引入经济增加值（EVA）考核。二是2019年第五次修订《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这次修订确立了高质量发展的考核导向，并对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了年度与任期相结合的多维度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2，而这项政策推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恢复企业的自生能力，避免其沦为僵尸企业或者促使僵尸企业重生。为此，本文利用2019年国务院国资委对表高质量发展修订《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以下简称2019版《考核办法》）的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高质量考核体系是否对中央企业去僵尸化产生增量的治理效应，从而促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相比于直接研究公司激励机制对僵尸企业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可以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

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三方面。第一，与以往研究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研究高质量发展不同，本文认识到僵尸企业是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维度，基于事件研究法，从僵尸企业动态变化的角度检验高质量考核对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有助于补充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成果。第二，与已有研究关注僵尸企业的“外因”不同，本文聚焦于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因”，利用业绩考核变革对表高质量发展的外生事件研究僵尸企业治理问题，从激励机制角度丰富了僵尸企业处置策略的研究。第三，业绩考核制度一直是国资委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本文的研究可检验高质量考核体系变革的成效，为推进国企改革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与策略选择。

本文摘自《管理会计研究》2025年第1期，购买纸质刊请点击本链接至微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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