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运营效率——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一、引言

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要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际局势复杂、疫情多点散发等多方面压力之下，数字经济凸显出经济“稳定器”“加速器”的作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5%。除规模的快速扩大外，数字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引发了产业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五年间，数字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行业边界日益模糊，颠覆与创新成为常态，我国产业数字化占比已达到81.7%，数字技术将进一步与国民经济各行业产生深度渗透和广泛融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际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必须迈过的坎，每个产业、每个企业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坚定往前走。”而企业效率的提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时。

企业效率是反映微观经济活动质量的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效率间的关系有助于更深刻揭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化变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针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戚聿东 等（2020）从理论角度指出数字化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消费者数据和生产数据优化自身的决策和生产销售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强化企业竞争力。赵宸宇 等（2021）、武常岐 等（2022）从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他们仅仅采用了制造行业数据，其研究结论在广泛应用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刘淑春 等（2021）探讨了企业推行数字化管理的项目投入对数字化项目产出效率的影响，即企业推行数字化管理所产生的整体投入产出效率。研究发现，在数字化变革过程中，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且两者的投入对数字化效益的影响会随时间而变化。还有不少学者从企业绩效角度展开研究，已有研究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消费者需求信息捕捉能力（Singh et al.,2020）、降低信息收集成本（Hansen et al.,2015）、提高企业市场地位（Dimitrov，2016），为客户创造新价值，继而提升组织绩效。与之相反，Hajli et al.（2015）的研究发现，只有部分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绩效。戚聿东 等（2020）发现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管理活动和销售活动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这两条路径的影响相互抵消，导致数字化程度对总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我们发现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效率提升方面的研究仍有空缺，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且更多地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角度探讨，尚未有研究从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探讨数字化给企业效率带来的影响。

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以运营效率作为切入点，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年至2020年的年度观测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内在机理，并从实证角度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引入产权性质、研发投入等变量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这有利于更全面地揭示数字经济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后果。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1）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高质量发展是企业向更高形态的演进过程，其核心发展逻辑在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黄速建 等，2018）。本文通过探究数字化对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从微观主体角度挖掘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2）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以往关于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决策（陈冬梅 等，2020）、企业分工（袁淳 等，2021）、组织结构（刘政 等，2020）、资本市场表现（吴非 等，2021）、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 等，2021；武常岐 等，2022）等角度展开。然而，关于企业数字化与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较为稀缺。部分研究，比如赵宸宇 等（2021）研究了数字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刘淑春 等（2021）探讨了管理数字化变革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本文则基于企业运营效率进行分析，进一步补充了现有研究文献。

本文摘自《管理会计研究》2024那年第4期，购买纸质刊请点击本链接至微店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