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的十大悖论（下）

文章上半部分会计的十大悖论（上）介绍了黄世忠教授撰写的会计五大悖论，下文将继续澄清五个妨碍会计进步的错误观点，以此为广大读者提供借鉴经验。

悖论6

使用股权资本没有代价

会计在确定利润时，只扣除债权资本成本，而不扣除股权资本成本。这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使用债权人的资本是有代价的，而使用股东的资本是没有代价的。这个悖论与经济学家早已证明的“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定律背道而驰。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机会成本无所不在，使用股权资本同样存在着机会成本。不考虑股权资本成本，将导致会计利润严重偏离经济利润，使会计利润不能准确衡量企业管理层创造价值的真实情况。

从会计利润的角度看，中国石油的管理层过去五年似乎都在为股东创造价值，这种价值创造的假象，是由于没有在利润确定中计入股权资本成本造成的。价值创造与否，取决于经济利润（EVA）是否为正数，因为EVA不仅扣除债权资本，而且扣除股权资本成本。

过去五年，中国石油的管理层只在2014年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其余四年不仅没有为股东创造价值，反而是股东的价值减损。五年合计，中国石油的管理层为股东创造的价值为-830.92亿元。可见，会计界在确定利润时假定使用股权资本没有代价，严重歪曲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情况，夸大了管理层在价值创造中的实际贡献。

当然，基于微观层面的EVA，也不能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全貌。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上缴给政府的税收、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福利、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利息费用，为股东创造的利润，都属于价值创造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石油在2018年就为社会创造了4973亿元的价值，其中仅上缴给政府的税收就高达2584亿元。

使用股权资本成本没有代价是虚幻的，极易对投资者产生误导。投资者要客观评价企业为股东创造多少价值，必须千方百计将会计利润转化为经济利润，会计准则似有必要要求企业披露EVA信息，投资者要客观评价企业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还应当将企业的微观利润表转换为宏观利润表。

悖论7

有形资产优于无形资产

建立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准则，在反映有形资产方面游刃有余，在反映无形资产方面却力不从心。现行会计系统事无巨细地反映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帮助不大的有形资产，而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影响影响巨大的无形资产却得不到应有的反映。按照有形资产优先于无形资产的传统做法编制出来的财务报表，难免有比基尼式财务报表之嫌，且容易导致无形资产密集型的上市公司市净率居高不下。

以同花顺为例，该公司2019年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股票市值高达529.18亿元，其6月末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分别为43.32亿元和33.48亿元，市净率高达15.8倍。没有会计背景的人士，往往将如此之高的市净率解读为投机炒作的结果。

事实上，同花顺的高市净率主要源自其大量无形资产没有在报表上反映，与投机炒作无关。与万得、大智慧和东方财富一样，出售金融财务数据是同花顺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数字资产是其最有价值的资产，但数字资产却游离于同花顺的财务报表之外。在资本市场上，数字资产通常采用市销率法进行估值。同花顺过去三年的平均营业收入为15.1亿元，若按该行业惯常的6至9倍市销率估值，同花顺的数字资产价值介于90.6亿元至135.9亿元之间。

若将这些表外资产反映为表内资产后，同花顺6月末的市净率便从15.8倍降至3.12倍至4.26倍之间。同花顺未在财务报表上确认的表外数字资产相当于表内资产总额的2.09倍和3.14倍，其财务报表被扭曲的程度触目惊心，令人难以置信。这种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有何相关性可言？

没有在财务报表确认的无形资产何止是数字资产！为了获取核心竞争力并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新经济新业态的企业将大量资源投放在研究开发、创意设计、人才培养、专利申请、平台建设、数据积累、客户获取、市场开拓、品牌锻造、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业务流程优化等无形投资方面，培植了软实力，构建了“护城河”。尽管新经济企业的无形投资已经超越有形投资，形成了价值不菲的无形资产，但会计游戏规则却罔顾这些无形投资的资本性支出属性，以难以可靠计量为由，将其费用化，导致表外资产多于表内资产的尴尬局面。

可见，摒弃有形资产优于无形资产的过时观念，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计量理论和方法，确认、计量和报告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无形资产，才是使会计与时俱进、永葆青春的救赎之道。

悖论8

财务资本驱动价值创造

由股东和债权人提供的财务资本，一直是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聚焦的中心，似乎财务资本才是驱动价值创造的最关键要素。工业经济时代具有重资产和资本密集的特点，价值创造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依赖于股东和债权人投入的财务资本，但在轻资产和知识密集的新经济时代，价值创造主要依靠的已经不再是财务资本，而是智慧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

《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指出，资本主义正向智本主义过渡（Haskel and Westlake,2018）,在无形经济(intangible economy)时代，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所组成的智慧资本已经取代财务资本，成为价值创造的最重要推动力。

表3列示了华为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2018年的财务资本成本和人力资本成本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三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人力资本成本远超其财务资本成本，可见，它们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是人力资本，而非财务资本。

必须指出的是，表2仅仅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如果从价值的角度分析，则类似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三高（高科技、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组织结构设计以及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等规章制度等）和关系资本（客户关系、供应商关系、劳资关系、政商关系等）更是价值连城，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反映在财务报表上。

笔者认为，在新经济时代，价值创造本质上是企业在结构资本的框架下，将人力资本作用于关系资本而产生的价值增值行为（黄世忠，2018）。因此，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的重心，应当逐步从财务资本转向智慧资本，否则，就有舍本逐末之嫌。

悖论9

公允价值反映企业价值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允价值会计异军突起，与历史成本会计并驾齐驱，甚至有超越历史成本会计之势。公允价值会计备受推崇和青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允价值能够反映企业价值的认知。殊不知，即使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均按公允价值计量，资产负债表也不能反映企业的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价值等于其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经济学关于企业价值的观点，与会计学所运用的公允价值计量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经济学对企业价值的评估，是基于企业特定因素(firm-specific factors)，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则是基于市场特定因素（market-specific factors）,会计上按公允价值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并不考虑企业特定因素（如技术诀窍、管理专长）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

其次，经济学对企业价值的评估，是基于整体价值的视角，充分考虑了资产和负债组合运用的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计量，侧重的是单项资产或资产组，并不考虑资产和负债组合运用的协同价值；

再次，经济学对企业价值的评估，综合考虑了财务与非财务因素(如宏观经济、竞争格局、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侧重于财务因素，对非财务因素的系统性考虑较少；

最后，经济学上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将风险偏好和风险溢价因素系统地嵌入其中，而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计量，特别是第一层次的公允价值，对风险因素的考虑并没有如此周密，甚至对市场不合理定价带来的风险照单全收，不加调整。

从市值管理的角度看，企业价值等于股票市值，这与会计学上的公允价值不能等量齐观。股票市值的高低，固然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及其成长性有关，但更多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投资者心理行为的影响，后者在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中是极少考虑的。证券市场上的非理性因素，往往导致企业的股票市值发生大幅波动。例如，首批在科创板上市的25家科创板公司中，西部超导、嘉元科技、天准科技和南微医学是从新三板转板而来的。转板前，这四家公司的市值大约为38亿元、26亿元、17亿元和33亿元，转板后，截止2019年9月20日，市值分别增至140亿元、131亿元、84亿元和180亿元，分别增长了3.98倍、5.04倍、4.94倍和5.45倍。同样的企业，在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只是因为换了上市的场所，市值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足见以股票市值作为企业价值有多么不靠谱。公允价值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反映这些非理性因素带来的价值变动。

从报表完整性的角度看，公允价值也不能反映企业价值。受限于确认和计量的严苛要求，行业地位、用户数量、获客成本、网络效应、平台建设、数字资产、品牌效应、智慧资本、研发能力、技术专利等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往往没有在报表确认和计量，表外资产多于表内资产并不罕见。因此，即使按公允价值对表内残缺不全的所有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其结果与企业价值必定相去甚远。

悖论10

遵循会计准则天经地义

大凡受过会计教育的人士都会认为，记账算账和编制报表必须遵循会计准则，似乎遵循会计准则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遵循会计准则是有前置条件的，那就是，遵循了会计准则能够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如果遵循了会计准则，反而会歪曲或扭曲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就应当背离会计准则，但必须加以说明和披露。

因遵循会计准则反而歪曲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似乎不可思议，甚至天方夜谭，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小米和美团点评就是典型的例子。2018年5月初，小米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披露后，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其招股说明书显示，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小米上市前一年的2017年亏损了439亿元，净资产为-1272亿元。有些股评家因此提出质疑，让经营亏损和资不抵债如此严重的企业上市，显然有损投资者的利益。

实际上，这种经营亏损和资不抵债只是一种假象，是由于会计准则规定的不合理造成的。2015至2017年，小米的营业收入分别是668.11亿元、684.34亿元和1146.25亿元，经营利润分别为13.72亿元、37.85亿元和122.15亿元。正因为小米上市前的经营业绩大幅提升且小米即将上市，其过去发行的98亿元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的公允价值增值至1615亿元，其中仅2017年就增值了542亿元。按照IFRS的规定，小米只能将这些优先股划分为金融负债，并将2542亿元优先股公允价值增值作为“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计入2017年的利润表。若剔除优先股因素，小米2017年的净利润为103亿元，而不是亏损439亿元，净资产是343亿元，而不是-1272亿元（黄世忠，2017）。可见，按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严重扭曲了小米2017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报表呈现的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结果，与小米2017年蒸蒸日上的经营业绩背道而驰。为此，小米只好对经营业绩进行双重披露，遵循IFRS的业绩和背离IFRS的业绩，以免误导投资者。

同样地，美团点评2019年4月公布的2018年财务报告，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尽管美团2018年的营业收入只有652.27亿元，但净亏损却高达1153.93亿元，其中因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增值导致的损失就高达1046.46亿元。剔除这个因素，美团2018年实际亏损仅为107.47亿元。与小米一样，美团点评也只好同时披露遵循IFRS和背离IFRS的业绩，目的是为了向投资者说明天文数字般的亏损纯粹是不合理会计准则的产物，与美团点评的经营基本面无关。

同时披露遵循准则的业绩和背离准则的业绩，在上市公司中越来越普遍。图4列示了阿里巴巴过去8年的经营业绩指标，从中可以看出，背离会计准则的盈利曲线（净利润2，剔除了与经营无关且没有现金流入流出的损益项目）与其营业收入曲线的拟合度更高，表明背离会计准则比遵循会计准则（净利润1）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其经营业绩。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对业绩进行双重披露，一方面表明会计准则的权威性在不断丧失，说明工业经济时代制定的会计准则到了新经济时代的不适症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遵循会计准则并非天经地义。如果按照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不能如实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背离会计准则反而可以向使用者提供更加相关和真实的会计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背离会计准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值得鼓励。

脚注：

1. 列夫和谷丰认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会计信息相关性日益下降，主要有三大原因：对无形资产令人费解的会计处理；会计不再以事实为依归；未记录的事件日益影响公司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世忠. 金融工具前瞻性减值模型利弊评析[J]. 金融会计.2015(11): 23-27

2. 黄世忠. 旧标尺衡量不了新经济：论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恶化与救赎[J]. 当代会计评论.2018年第11卷第4辑：14

3. 黄世忠. 优先股性质认定、会计处理及其经济后果分析---基于小米财务报告的案例研究[J]. 财务与会计.2018(5):3-9

4. 黄世忠、黄晓韡. 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原则的影响分析[J].2019(2): 3-8

5. 列夫和谷丰. 会计的没落与复兴[M]. 方军雄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31-139

6. Haskel J，Westlake S.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7

7. Lev B，Gu F. The End of Accounting and the Path Forward for Investors and managers [M]. John Wiley & Sons. 2016:98-99

*文章转自公众号《云顶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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