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的十大悖论（上）

编者按

会计上的悖论，是指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似是而非的会计认知和会计惯例。会计悖论根深蒂固，固化思想，束缚思维，影响改革，必须澄清，加以消解，才能推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进步。为此，黄世忠教授撰写了“会计的十大悖论”，系统、深入地分析了现行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存在的逻辑不一致性，澄清了十个妨碍会计进步的错误观点，从独特的视角，为改革和完善会计准则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全国会计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科研课题“财务舞弊识别与方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批准文号：中宣干字[2018]86号。

作者介绍：

黄世忠：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管理会计研究》杂志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合并、合并报表、报表粉饰、财务舞弊、报表分析、国际会计、财务会计理论等。

悖论1

会计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贵州茅台2018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其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59,846,674,736.01元、117,408,487,922.53元、77,199,384,110.22元和37,,829,617,756.81元。这些动辄成百上千亿元的财务数据，居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令外行肃然起敬，给人以会计是一门无比精确科学的印象。在会计学原理的讲授中，教师们一再对学生谆谆教导：会计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一门学科。本人也曾提出，会计精神的真谛是“用数据说话，靠证据做事”。

可惜的是，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财务会计，与客观事实渐行渐远，貌似精确的会计数字背后，充斥着主观的估计和判断，靠真凭实据做事日渐演变成靠模型假设做事。

以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为例，在资产负债表的31个资产项目和21个负债项目中，除货币资金、短期借贷、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借款外，其余30个资产项目和16个负债项目余额的确定，都离不开估计和判断，占比分别达到97%和76%。

同样地，在利润表中的17个损益项目中，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外，其余15个项目也都需要大量的估计和判断，占比高达88%。在资产负债表上，凡是存在减值可能的资产项目，均必须以扣除减值后的余额列示，坏账准备、跌价准备和减值准备的计提，估计多于事实，主观超过客观。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如果采用的是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就离不开估计和判断，甚至是估值模型，后者在变量、参数、假设等方面，无不涉及主观判断因素。

即使是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计提折旧和摊销时，对使用期限、经济寿命、剩余残值等因素的确定，也必然参杂交织着估计和判断。在利润表上，收入的确认，成本的归集，费用的分摊，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信用和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也充满着估计和判断的成分。

列夫和谷丰从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随机选择了50家样本公司，分析这些公司1995至2013年期间每份财务报告对期望（expected）、估计（estimated）、预测（projected）、预见（anticipated）、可能（likely）、假定（assumed）等与估计相关术语的使用情况，发现这些术语的平均使用频率从1995年的30次，增至2005年的100次和2013年的150次（Lev and Gu, 2016），如图1所示。

上述分析表明，会计变得越来越像统计了。尽管会计的统计化趋势日益明显，但会计并没有借鉴统计的做法，以区间值反映估计和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没有采用统计的方法，以误差率说明估计和判断可能产出的偏差，而是以确信无疑的方式，披露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费用“十分精准”的余额和发生额，仿佛这些数字都是基于客观事实因而是不容置疑的。将主要是基于估计和判断的会计数据，通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方式予以呈报和披露，掩盖了企业经营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真相，容易误导财务报告使用者。

鉴于此，有必要在财务报表前增加一项专门提示，说明记账算账和报表编制是基于大量的估计和判断，报表数据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性，提醒报表使用者不要被会计数据表面上的精确性和确定性所迷惑。

悖论2

会计回顾有余前瞻不足

会计界普遍认为，会计历史回顾有余，未来展望不足，缺乏前瞻性。这种看法即使在过去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确定，需要从前瞻性的角度考虑技术进步和业务发展等因素对有效使用寿命的影响。此外，资产负债确认和收益确定对期后事项的考虑，对产品保证负债、法律诉讼和环境责任等或有负债进行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按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计量，都说明财务会计并非一点前瞻性都没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日趋普遍，特别是金融资产前瞻性减值模型的推广实施，继续指责财务会计顾后不瞻前就不符合事实了。

资产和负债按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等估值模型时，既要考虑信息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竞争格局变化等因素对这些资产和负债预期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影响，又要考虑利率、汇率、税率以及风险偏好等宏观经济因素对折现率的影响，前瞻性信息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会计信息中。即使是按历史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资产，通常也必须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减值测试时同样需要利用前瞻性信息测算未来现金流量。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14年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引入了三阶段预期损失模型，彻底终结了会计只顾后不瞻前的历史。在获得或购入一项金融工具时，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该项金融工具已发生信用风险，也应当在损益表中确认该项金融工具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第一阶段）。初始确认后获得的证据表明，该项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大幅增加导致低于投资级别时，即使违约事件尚未实际发生，也应确认存续期间的全部预期信用损失（第二阶段）。

当该项金融工具的违约事件已实际发生，则不仅应确认存续期间的全部预期信用损失，而且应冲减与该项金融资产相关的利息收入（第三阶段）。可见，三阶段预期损失模型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特征，该模型的付诸实施，意味着会计理念已发生重大变化，会计只确认已发生信用损失，不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的传统惯例已被彻底颠覆（黄世忠，2016）。

上述分析表明，会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而是蕴含着大量的前瞻性信息。前瞻性信息对会计的日益渗透，在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同时，也引起了对会计信息可靠性（最新的表述为如实反映）的担忧。如何兼顾相关性和可靠性，一直是困扰会计界的难题。从过去10多年的准则制定角度看，对相关性的重视显然超越了对可靠性的重视。准则制定机构对相关性的重视和偏好，把会计日益推离历史回顾的领域，促使会计加速进入未来展望的轨道。 

悖论3

费用化比资本化更稳健

稳健是会计的文化基因，不对称性是这种文化基因的鲜明性格特征。宁可高估损失和负债，不可高估收益和资产的习惯做法延续数百年，其结果，面临不确定性时，对支出资本化的要求十分严苛，支出费用化成为主流，即使支出具有明显的资本性支出属性也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以华为为例，2008至2018年期间，该公司的研究开发支出高达4955亿元，形成了87805件技术专利，奠定了其在运营商业务和消费者业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但其2018年末的无形资产余额仅为71.34亿元，且这些无形资产主要是外购的专利技术，可见其发生的研究开发支出几乎全部费用化。

费用化就一定比资本化更稳健吗？

如果没有会计分期假设，费用化当然比资本化更稳健，但只要会计分期假设构成会计核算和报表编制的基础，则费用化未必比资本化更稳健。在会计分期假设的背景下，只有稳健相对论，没有稳健绝对论，支出费用化当期的稳健，必然导致支出费用化后期的不稳健。以研究开发支出为例，这种支出具有显著的投入产出不对称性。在研究开发初期，往往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而在研究开发后期，只有产出，没有投入。如果将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在初期势必低估高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后期则高估其盈利能力，导致高科技企业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利润表从来没有正确过。

稳健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并非亘古不变。IASB在2018年发布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延续了2010年版的做法，对稳健性进行修正，明确指出编制财务报表遵循的稳健性，指的是判断不确定性时采用的一种审慎态度或方式，以使资产和收入不被高估，负债和费用不被低估，而不应含有蓄意低估资产和利润或高估负债和费用之意（黄世忠、黄晓韡，2019）。

以稳健为由，年复一年地将具有资本支出属性的研究开发费用化，造成资产负债表被严重虚化，净资产持续被低估，是否属于IASB明文禁止之列，显然值得思考。2018年末，华为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分别只有6658亿元和2331亿元，将其过去十年发生的4955亿元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严重低估了其资产和净资产，导致其87805件技术专利的价值在财务报表上得不到任何体现，形成这些技术专利一文不值的错觉。

费用化比资本化更加稳健的悖论，导致企业的利润表失实和资产负债表虚化，不利于高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融资，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在新经济时代，继续将研究开发支出以及其他资本支出费用化，显然不是与时俱进之道，是适当放松资本化要求的时候了。

悖论4

市场交易重于事件影响

重交易轻事件的会计态度由来已久，市场交易金额再小，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再小，也必须及时确认，而对投资者决策影响再大的事件，除非已经对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实际影响，否则只能披露，不能立即记录。这种做法源于市场交易具有可验证性而事件影响不具可验证性的传统观念。对事件的记录姗姗来迟，是导致会计信息相关性日益下降的三大原因[1]之一（Lev and Feng, 2016）。

投资信贷决策功能是会计信息的三大职能（其他两大职能为受托责任评价职能和经济利益分配职能）之一。从投资信贷决策功能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投资者和信贷人做出决策的信息，都是相关的信息，均应及时确认、记录和披露。资产重组、技术突破、合同签订、客户获取、法律诉讼、监管新规、版号审批、高管变动、战略转型、模式创新、竞争加剧等内外部重大事件，往往导致股价大幅波动，对上市公司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会计系统却悄无声息，不见踪影，往往要等到这些事件导致报表要素发生实际变化时才加以确认和记录。而与市场发生的微不足道的交易，如购买一台打印机、出售一辆旧车等，会计系统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加以确认和记录，与对事件的“马后炮”反映形成强烈反差。

会计系统这种厚此（交易）薄彼（事件）的不对称处理方法，让信息使用者困惑不解，久而久之，迫使他们在决策时舍弃会计信息，越来越多利用非会计信息，使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日趋恶化。

列夫和谷丰的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未得到及时确认和记录的重大事件，在过去20多年呈快速攀升态势，且对异常股价回报率绝对值的影响急剧增大，如图2所示。

重交易轻事件的习惯性做法，不仅导致造成会计信息相关性日益降低，而且造成会计处理逻辑混论，譬如外购商誉往往确认为资产，而自创商誉则不得确认，外购技术专利通常资本化，而内部研发形成的技术专利却费用化。可见，平等对待市场交易和事件影响，更加及时确认和记录内外部事件，是扭转会计信息相关性下降趋势的救赎之道。

悖论5

利润代表企业经营业绩

利润表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遗憾的是，日益盛行的总括收益观（all-inclusive concept）玷污了利润表的纯洁性，使利润不再代表企业经营业绩。随着准则制定机构日益青睐于总括收益观，当期经营收益观（current operating income concept）不断式微，利润表充斥着越来越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根据2018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一号---非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或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如投资损益、净敞口套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等。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大量出现，导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不再能够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

表1列示了2018年度十大盈利和十大亏损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从表中可以看出，非经常性净收益占十大盈利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总体上相对较小，但上汽集团、中国石油和长江电力占比较大，可能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其经营业绩的判断。而在十大亏损上市公司中，除了*ST凯迪外，其余九家非经常性净亏损占亏损总额的比例都很高，亏损总额并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

列夫和谷丰的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异常和特殊损益在净利润中的占比在过去20多年中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图3所示。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占比越来越大，既降低了会计利润在投资信贷决策中的作用，还干扰了业绩评价，使投资者难以对管理层是否有效履行受托责任进行评价，也不利于实施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会计信息如果不能发挥投资信贷决策功能和受托责任评价功能，将日益被边缘化，其相关性必然不断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唯有抑制总括收益观，倡导当期经营收益观，才有可能使利润表回归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本源，才有望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

相关文章：会计的十大悖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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