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轰动效应会影响高管薪酬吗？ 来自薪酬比例披露改革的证据》的评述
由香港城市大学的Wonjae Chang、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Michael Dambra、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Bryce Schonberger和高丽大学商学院的Inho Suk共同完成的论文“Does Sensationalism Affect Executive Compensation？Evidence from Pay Ratio Disclosure Reform”（《轰动效应会影响高管薪酬吗？来自薪酬比例披露改革的证据》），刊发在2022年的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期刊上。这篇论文研究了薪酬披露改革如何影响高管的薪酬。
这篇文章的研究背景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the Dodd- Frank Act）于2015年8月5日通过的一项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年度委托声明书（annual proxy statement）中披露CEO薪酬与其他员工收入中位数的比例。这种薪酬披露并未提供有关高管薪酬方案的任何新信息，唯一的新信息则是公司员工薪酬的中位数。这一规则引发了关于政府干预高管薪酬必要性的争议，并引发了对这一披露有用性的质疑（Piwowar，2015）。作者实证检验了CEO薪酬水平与风险和外部媒体针对初始薪酬比率披露（initial pay ratio disclosure）的预期审查的相关关系。
作者认为董事会将通过三种主要方式事前调整CEO薪酬，以应对薪酬改革的预期审查。首先，董事会可能通过提高CEO的薪酬水平（补偿差异假设）来抵消薪酬披露新政策的审查给CEO带来的预期成本。或者，薪酬披露改革会给董事会而不是CEO带来声誉成本。此次薪酬披露改革将导致那些面临复杂的内部薪酬差距审查的公司CEO薪酬水平的下降和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增加（声誉成本假设）。或者，外部审查本质上是民粹主义（populist）的，而这种审查将会导致注重声誉的董事会降低CEO薪酬水平和薪酬绩效敏感性（轰动效应假设）。
为了实证确定薪酬比率披露改革对CEO薪酬的影响，作者利用了公司在财政年度末关于薪酬披露改革实施日的横截面差异（cross-sectional variation）。因为薪酬比例披露的授权在2017年12月31日或之后结束的财政年度生效，所以能够构建双重差分估计（DID）来说明薪酬比例披露对初始披露公司相对于2018年末才被要求报告薪酬比例的公司（延迟报告公司）在CEO薪酬方面的影响。在模型中，作者控制了影响薪酬方案的公司特征、减轻薪酬时间趋势影响的年度固定效应，以及减轻公司间薪酬不可观察和时间不变差异影响的公司固定效应，从而分离出薪酬比率披露对新披露公司CEO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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