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vs实体经济：企业战略转型的四个基本认知

近日，在信息化百人会第七期上，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分享了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体经济？》为主题的体会，为我们理解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在此基础上，MAS从四个维度对中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进行探讨，希望为企业决策者制定发展战略，推动数字经济“脱虚向实”发展提供裨益。

01数字经济属于实体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在不少人的概念当中，数字经济更多地与虚拟经济关系密切，数字经济如何推进实体经济？这两个概念有什么相关性？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以下为安筱鹏的观点：

中国数字经济45.5万亿元的规模是如何测算的？可以从这一测算过程来理解领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45.5万亿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数字产业化，即基于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而形成的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软件产业、基础电信、互联网等增值服务、广电等，规模是8.35万亿元的；另一部分是产业数字化，即数字技术融入一二三产业而带来经济增长，此部分的规模37.18万亿元。其基本的测算方法是，将生产函数中资本拆成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ICT资本存量和非ICT资本存量，通过计算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某一细分行业ICT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到这个行业中数字经济规模的占比，并据此计算此行业数字经济规模。将所有行业数字经济规模加总，即产业数字化部分的数字经济规模。

今天关于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和测算，起步于2014年信息化百人会联合信通院等国内机构，开展的关于数字经济概念和规模的课题研究，第一次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这些研究理念和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诚然，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实体经济对应的是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是经济虚拟化的必然产物。一般来说，经济系统包含两套价值系统，即物质价格系统和资产价格系统。成本和技术支撑物质价格系统的定价，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资产价格系统就是虚拟经济。人们的心理因素会对虚拟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运行上具有内在的波动性。广义地讲，虚拟经济除了研究较为集中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还包括体育经济、博彩业、收藏业等。虚拟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活跃了200多年，而我们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将会带来泡沫经济。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被认为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因其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数字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合似乎更为直接，尤其是在区块链技术支撑下的比特币、以太币、Q币等各类虚拟货币的出现，已经成为电子游戏、社交、电商各类互联网应用的专有货币，并通过某种方式，与法定货币形成互换机制。

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们的理解，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属于实体经济，另一部分还在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它们在两个概念体系中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在今天脱虚向实的大方向下，希望这个交叉重合的比例越来越大！

02软硬解耦促进专业分工中台集成实现降本增效

社会化分工产生的专业化和高效率是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解耦和中台化同样可以快速提升管理工具的效率和利用率，不断降低边际成本。

安筱鹏的观点认为：

回顾过去六十年信息技术演进逻辑，从上世纪60年代大型机IBM360开始，到后来的小型机、PC机，再到后来的云计算、智能手机、智能汽车、中台、工业互联网到5G等，每一代伟大的数字产品背后，其技术演进都遵循共同的底层逻辑：软硬解耦，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硬件变得越来越通用化，应用和服务越来越可编程。

中台的出现是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技术结构创意成果，无论是技术、数据、业务中台，都是把相对标准的能力进行封装，形成可重复利用的“硬件”，不断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而与之解耦的各类软件，可以摆脱后台束缚，面对市场迅速变化的不确定性进行个性化开发，获得更高的灵活性。因此，以软件为核心的控制系统越来越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来源，而数字化正在重新定义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价值来源。

这种灵活性和价值来源还体现在工具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安筱鹏以SpaceX和一汽红旗繁荣工厂为例：

十年前，马斯克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为什么可以在制造业成本上打败中国？答案就是在SpaceX。今天SpaceX可以把航空发射成本，降到传统方式的七分之一。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马斯克使用了新的技术开发模式。火箭发动机研制75%的成本用于“试验、失败、修改”，在数字世界通过仿真技术，可以模拟这一过程，取消大量传统实物试验。现在，飞机、高铁等大型复杂产品基于数字世界的模拟择优新研发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研发生产效率。

一汽红旗繁荣工厂，打造了国内首个100%自主创新的汽车孪生工厂，用7000多个设备模型进行仿真建模，让五大车间2万多台设备实时在线，工业数采平台接入数百万个设备点位，可以支撑单车生产过程追溯、设备异常分析等任务，让焊涂设备故障中断率降低了20%。新能源汽车品牌小鹏建成了中国最大的自动驾驶智算中心“扶摇”，用于自动驾驶模型训练，帮助自动驾驶训练时长从7天缩短到1小时内。

从供应链视角看，企业不同板块的解耦和供需网络的建设就是更大规模和产业级别的“软硬解耦”和“中台化”。

传统产业链体系需要被解构和重组，构建以客户为核心新的生产体系，才能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提升竞争力。也就是基于生产导向的、以“链式+控制”为核心的传统供应体系，正在向基于客户需求导向的、以“网络+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变，让客户能够参与到生产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和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

人们总是对有形物质产品的创造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而对无形服务的价值估计不足。实体经济不只是生产制造，还包括生产性服务行业，这也是政府和产业一直在强调的部分，也是实体经济走向高质量、高端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在生产服务性领域有着天然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让制造和服务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快速消失，今天的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将有形物和无形服务捆绑在一起的产品，服务和产品如影随形，服务以各种形态融入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03关注“新实体经济”变化中国企业需加速创新

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中国制造规模世界第一，而且还是可以生产全工业品类的世界工厂，美国是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了。

安筱鹏有不同看法：

如果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如何搞好实体经济，我们应该向谁学习？很多人膝跳反射式的答案是德国、日本，因为在发达国家中德国和日本是制造业比较高的国家，日本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0%、德国为25%；很多人不太会想到美国，因为美国制造业占GDP只有11%，而且美国以金融为代表虚拟经济太发达。但事实上，当我们要找到一个实体经济风向标，美国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国家，美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我们看一组宏观数据：

1.从经济总量看，过去十年，美国的GDP从相当于日本的2.6倍扩大到4.5倍，从德国的4.6倍扩大到5.4倍。德日两个全球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经济规模在过去十年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2.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2011年美、德、日制造业GDP分别是1.86万亿、7585亿、1.22万亿美元， 2021年这三个国家分别是2.38万亿、7722亿和9800亿美元。从2011年到2021年，美国制造业GDP相当于日本的1.5倍扩大到2.4倍，相当于德国的2.5倍扩大到3.1倍。德国、日本两个制造业大国与美国的差距仍在扩大。

过去10年，美国全球领先地位的巩固和确立，是新实体经济经济的胜利，是数字技术深度、全面融入一、二、三产业的结果，是向新型数字基础之上迁徙的结果。

2005—2021年，尽管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由36%上升到50%，金融业的贡献率由19.11%增加到37.68%，但科技服务业、知识密集、附加值较高、对价值链高端具有控制作用的行业发展速度和贡献率较低。

安筱鹏认为，全球制造业正在面临四大转变：

产业升级的本质是生产要素成本攀升与产业价值链提升之间的一场马拉松式的竞赛，这场竞赛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冲破高收入之墙。

全球制造业正在面临四大转变：市场需求从产品导向向产品服务系统转变；竞争优势从规模化供给能力向个性化供给能力转变；客户交易从一次性短期交易向长期交易方式转变；更值得关注的是，高价值环节从制造环节为主向服务环节为主转变。从产业价值链来看，企业不可模仿、难以复制、不可完全转移的独特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能够决定产品异质化程度的环节往往是获利最丰厚的环节，这些环节往往在价值链的上下游两端。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要把制造业服务化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融入到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加快数字化服务、电子商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会展服务、咨询服务、会计律师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从5G、新能源汽车、高铁等产业的竞争形势来看，中国也走在新实体经济的道路上，但还需要突破传统认知惯性对创新的束缚，实现从理念到实务的进一步挖潜和提升。

04企业充分挖掘大国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又兼具中国特色。即都是在技术进步推动下形成工具革命，促进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从而带动生产关系的优化升级，同时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独特优势。

安筱鹏认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大国、全球最大的社零总额大国、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大国（社会消费品被数字化的绝对值和比重最高）、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

这四大优势与不断升级的数字技术进步深度融合，形成中国企业别具一格的竞争力。

（1） 规模效应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服务本国市场就可以培育成长为全球行业竞争者。通过适应广阔的区域市场，收集更多的用户体验，不断完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为推向全球市场奠定坚实的财务、人力和品牌基础，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

（2） 消费先行

基于国内庞大的消费群体，经过多年培育，使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消费互联网的应用场景更加多元、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是推动数字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消费互联网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全球数字化竞争格局，推动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社会整体的数字化升级。

（3） 双轮驱动

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势必推动企业生产运行的数字化转型，传导到整个供应链体系的数字化升级，形成消费和供给协同联动、双轮驱动的新格局。随着供应链节点的不断解耦和重塑，一个更加精准匹配、更加扁平化的供需网络就此形成，并且在不断动态变化中逐渐扩展升级，推动实现消费和供给的动态平衡，降低全社会的运营成本。

（4） 示范输出

市场溢出效应势必推动中国企业不断总结自身经验，并在中国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海外市场。中国早期互联网行业的Copy to China变成Copy from China，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批年轻的创业者把中国消费互联网的应用模式复制到东南亚、非洲等地。

当然，如同当年西方最佳应用实践到中国需要本地化一样，中国最佳应用示范也需要结合当地人文环境才能获得成功。中国企业的海外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经验教训比比皆是，但随着中国企业整体实力、国家形象、人才素质的快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必然拥有光明的未来。

总之，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是推动实现产业增值的能动力量。只有不断推动数实融合、数实一体，才能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实现虚拟经济创新，构建既稳固又有活力的经济环境，广大企业才能找到长期稳定发展的定位空间，并实施有效的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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